青年文學獎的源起，是六十年代文社活動的延續。當年的《中國學生周報》、《青年樂園》、《星島》、《華僑》守都有辦徵文比賽另有其他小型和零星的。我參加文社時 ? 覺得港大和中大學生 ? 在優渥的環境裡，卻如行屍走肉，不理會這些文社的掙扎求生，感到不忿氣。
從六十年代文社到青年文學獎
六十年代是貧乏的社會。搞文社的人，首先已是搞非法組織 ; 第二，是沒有地方聚會。當年沒有現在的學生中心、社區中心等可提供活動埸地 ? 有冷氣，晚上十時仍可繼續使用。我們當年要在家中板間房裡、樓梯口、街邊之類開會、討論、閱讀。在學校，你說了些甚麼，或寫了些甚麼，國文先生有時讚你， 有時找你聊，有時叫你不要搞事有時，校長會請你進校長，室 ; 還會委派「親信」的學生豎視你的一言一行。因為六七年左派暴動後，整個香港可過說是進入了白色恐怖〔當然這種白色恐怖是英國式的，而不是中國式的，其間有 很大的分別，但今日暫不多提。我最近專門寫中國式的白色恐怖、台灣式的、英國式，三者之間的分別，但這是題外話〕。
在那氣氛之下，你講政治、講中國，這些名詞，可用英文講，但不可用中文講，也不能提「國家」、「故鄉」、「愛 國」、「社會」、「社會問題」或「特權」、「濫權」、「貪污」等問題。這些字眼和概念，一宣諸口，你便會變成異類。像五六十年代的台灣，甚至不及現在的中 國。言論上、思想上是這情況，行動上更可知。不可遊行示威集會抗議。
三十年代開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生死鬥爭，以及二次大戰後中共和英美之間的冷戰時期，中共擅長搞工人團體、學 生團體、讀書會、學習班、思想研究小組等等。在香港，有左派的一套系統和活動，由其圈子中推動到整個香港社會。這遊戲，英國人知道大陸人玩 ; 大陸也知道英國人知。美國和台灣亦知道大陸在這方面的活動 ; 台灣和美國也在香港搞這類活動。左派的活動組織，參加者投入、捨身 ? 找到奉獻的對象似的。台灣和美國的活動則較公開、鬆散，也較自發、自由。左派的成效主要在組織上，但較易大起大落。而且因九七而壯大 ; 右派組織則完全消失，但其價值觀則深入香港社會，成為香港社會的主流。
這些來自左右派的拉力、壓力與張力，既是阻力，也是推動力，推動一些不安於位、不甘於現狀的戰後新生代「出位」尋 找新空間與新意義。六七年左派暴力運動之後，左派本身全部萎縮，不再怎麼搞這些活動或已無鬥志。反而，本地戰後出生的新生代，取代了左派，自發地搞起這些 河活動，算是「繼承」了左派的「意識工作」。
當時，以《中國學生周報》及其他右派報刊為地盤，有些搞學習班、文社、歌詠團、舞蹈社、話劇組、社會服務團，有些 寫詩作文，讀三十年代文學、現代史、政治理論和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等等。陳婉瑩、劉迪強、文世昌、黃震遐宋恩榮 馮可強 黃紹倫李明 等香港大學校政改革運動的發起人和參加者，其中不少是《中國學生周報》的活躍份子，算是把《學生周報》的社意識、投入意識帶進香港大學。他們主要的興趣是 思想、政治、社會事務，和中文大學 ( 主要是祟基學院 ) 的同學一起直接搞社運、築路、探訪貧民區、社會服務等等，文學方面未大理會。未進香港大學，我便有個心願，要將六十年代學生運動之中的文學活動帶入大學， 利用大學的資源與名望來做工作。這個心願算是基本動力來源。這就是青年文學獎的源起。除了青年文學獎，我還參加了幾年《學苑》文藝版的編輯工作。
『文學從生活出發』的多元理解
當時我們提出「文學從生活出發」，現在回想，基本上是「技巧」上的考慮，起碼我個人是如此。這主張有幾個組成部 份，第一，許多青年人和學生，他們的生活在學校，活在課本退裡和家長老師的「言像世界」裡，脫離社會、脫離切身的生活。如果就一個工人來說，本身已在切身 的「生活」中，每天都有切膚之痛，何需再提倡「從生活出發」 ? 對工人來說，應是提倡對甜美的提昇或反芻等等。但我們當年的對象主要是學生、青年，其生活多數脫離社會、生活。這是我們提出「文學從生活出發」的背景。當 時社會形態正等待改變。隱約之間，我們感到整個社會不是我們想要的，是改的，但「改變社會」卻是要犧牲的。
這裡有一個成假定，當時的青少年，在我們眼中，是脫離整個香港社會「待變」、「要變」的現實的。所謂社會現實是指 剛才所說的那些文社和《中國學生周報》的活動。整個社會主流、政府、學校、家庭，都在阻窒新生代接觸社會、建立自我、參與公眾事務。參與「醒覺」活動的相 信不超過百份之一。我假定投身這些活動、有自覺性的青少年不足百份之一，故提出「文學從生活出發」是希望其他脫離社會現實及生活的百份之九十九能像那些百 份之一般，留意整個香港社會的「待變」和「要變」，自覺化這些轉變，甚而參與 / 啟動這些轉變。這是從較闊的、整個香港社會的發展階段及統治者與新生代的政治關係的背景中去看。隱約之間，我們當時倡議的，算是一種「文學建港」。
青年文學獎的「從生活出發」，我現在回看當時自己的理解 ? 兩個組成部份都是從技術上看。我覺得當時香港的文學基本上是從文學到文學、從書本到書本，或從春秋戰國到春秋戰國、從三十年代的五四文學到三十年代的五四 文學。意思是說，青年學生吸收的文學，是從書本上吸收，而沒有將文學中的意念、意義、精神，放回自己活生生的生活、生命、所身處的社會中，從自己的生活、 生命、身處的社會中去驗證從書本中收到的東西，再從現今生活的內容 ` 出發，創作新的、屬於「今天」、「這代」的文學。這是人類恆久的問題。別說青年學生，即使是很多生產 ` 曌量大的「作家」，作品也脫離社會現實、脫離生活。他們生產的是「泡沫文學」 ----- 即是把一些情節和形容詞堆砌起來，沒有肌理與實質內容，看不到作者的生命與那個時代的生活，衹有泡沫在空泛漂流。台灣文學一般也有這個弊病，但另一班人在 這方面表現較佳。
我們希望香港也可以出現三十年代中國、五六十年代台灣的作品。即是說，在書本上讀到的文學作品、技巧、原則，能放 在此刻生活中，互相驗證，在生活中發展出好作品來，或直接由生活經驗產生作品。這樣出來的作品會與其他形容詞多多的、空泛的作風很不同。若能從生活出發， 即使詞藻並不華美，形態與格式有別於文壇套式、犯了「行規」，如劉賓雁的《人妖之間》，也石以是好作品，甚至反而是突破性的新品種、劃時代的佳作。
我二十多年來漸漸對文學下了這個定義 : 「從歷史文化源流中建立自我自主生命，把生命發揮出來、敞開給飲今世今天的現實 ? 讓過與現在互助驗證與改變 ? 從而自我提升、再建一個新現實 ; 以文字的方式將過程與結果表達出來 ? 與別人溝通，即是文學。即使你的具體志業失敗，只要你的文學描述成功，也是文學。」
我個人現在和當時都沒有將文學創作限制在一個「對象範圍」 ? 如學生、工人、被壓迫者等等。後來第四屆在這方面有所爭論。我的一貫看法是，無論你是何階層、甚麼出氐身的人，只要能誠實地將書杠本上學到的，放回自己生 活中，用文學再創造一個真實則可。衹要符合以上的文學定義，不論你是甚人、寫甚麼人，甚而採甚麼立場、觀點，都歡迎。我的文學定義，低調處理了文學的「政 治性」與「道德性」。我明白，也主張及實踐文學的「政治性」和「道德性」，但我又警惕將文學「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甚至「唯政治化」和「唯道德 化」，希望避免中國文學的歷史通病。文學是有「政治性的」和「道德性的」，但不是「政治的」與「道德的」，更不是「泛政治」與「泛道德」、「唯政治」與 「唯道德」的。一「泛」一「唯」，不但破壞文學的發展與阻窒其發揮功能，也戕害政治與道德本身。
但另一班人會覺得不對，應該講些甚麼人、用甚麼典型、智產生甚麼社會效果等等。那時四人幫當道，文學觀限得很死。 在香港又受國粹派與社會派的鬥爭的影響，大家除了意識形態之爭，還有組織形態之爭。我一直堅持「作品第一、活動第二」，意識、理論是第二步，爭論辯駁是第 三步。可惜第四屆顛倒了次序，爭論辯駁得筋疲力倦，文學推廣活動停下來。不過，那時大家即使幼稚，卻是真心誠意的，全身投入的。
「從生活出發」可以有很闊秩理解。最低的，是指真切感受生活、反省生活，發而為文。這近乎「呼吸」那麼自然和必然。最高的，是指內在生命與外在世界的辯證互動、互為實體又互為改變，文學祇不是這個過程的一個「副產品」和 / 或催化劑。
符合「從生活出發」的現代 / 當代文學作品，包括 : 三十年代中國文學、六十年代白先勇，和陳映真等的台灣文學、七、八十年代交加的大陸文學。香港作家之中，「阿筱」是極之符合「從生活出發」的成功例子。不 符合「從生活出發」的，包括從四九年至七九年三十年間大部分大陸作品，包括不少三十年代名作家在那幾十作的作品。這些作品「意識先行」，可以叫做「意識泡 沫」的作品。
文學、學生運動、港人身份與認同
現在回想起來，六十年代的文社，以及七十年代的中文活動、保釣運動、學生運動、社會服務運動到後來的青年文學獎，都隱含著年青人參與社會、追尋身份、求取認同的意識。總的來說，那是一種存在意識的追尋。那時，「存在」的迷惘、失落及鬱結是創作及學習的一個主題。
香港一百三十年來都極少人以之為家。很可能，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這些排除社會冷漠與壓力，或走出街頭或坐下寫文章 的人，欥第一批以香港為家的人。當時，他們並沒大這方面的自覺。從文學、思想、政治到文化，他們仍然向北望，望向中原大中國，以中國文化為主軸，為自然標 準。然而，他們同時吸收西方自由、民主、存在主義，以至社會主義和新左的理念，又強調踏實務實、從生活出發，自然有些活動滋生本土思想與感情。結合中國文 化與本土社會和西方思潮，他們為香港建立了「香港意識」 --- 一種新的道德觀念、價值標準和政治內容，後來似乎成了「香港良心」。後再經過七十年代的反貪污捉葛柏運動及「金禧事件」及八十年代民主化運動，他們成為第 一代「香港人」。
六十年代搞運動的人，有一股主流意識 : 不屑 ( 或壓根兒沒有想過 ) 做英國人 ; 英人也不請你 ( 讓 ) 做英國人。英國殖民地者要的是綁住雙眼、進入殖民行政體制的極秀分子 ( 如政務官 ) 和高級華人，不要從生命深處出發的人。所以，英國過去三十年，都保持著與香港社會脫節一、二十年。中國大陸和台灣拉你做中國人，要你遵從大陸與台灣那種標 準，但那是乖離人間生活常識的標準，而且脫離香港社會和世界潮流四、五十年。最不自然是做「香港人」，因為那等於做「殖民地二等順民」。恰恰，最自然也是 做「香港人」，因為於斯或長於斯，有低於英國、高於大陸與台灣的基本個體價值、自由及自主性，有趨向世界現代文明的價值理念與行為標準 ; 而且，最重要的，是有機會讓你 「懾 o 、懾 o 」做些改變現狀的事、。講一些可以影響社會的話。英國的國情，包括政治傳統與自由作風，拿少少來香港用，我們已感到很大空間，已做出很大事情。
香港之外，主要是大陸與台灣，都不容我們時，祇有香港容得下我們。我們認同力量 ( 包括向心力和破舊立新力 ) 最方便也就指向香港和施諸香港。
我們魂繫幾千年的中國，嚮往現代西方的思潮，有些後來還嚮往新左社會主義，以身邊的瑣碎著力點開始，慢慢拓展出存在的空間與模式。中西世代恩仇中，我們鑽出了一線縫隙，直通現代人類社會。這真是一個奇跡。
這個拓展過程，當時即使有自覺，但不強，也沒有體系。然而，通過這個半知半覺的低水平政治化、自覺化過程，我們撬開了香港社會，為香港社會創造了一些價值、標準與道德。
我們改變了香港，香港也改變了我們。起初，最不自然的是做香港人，結果做了香港人。因為，香港接受我們、容許我們改變她 ( 香港 ); 我們與香港互動互變。
在「我們改變香港、香港改變我們」的過程中，我們認同了香港，變成「香港人」。香港也接受了我們。我們與香港「互為主流」。
我們變成第一代 ( 自覺或不自覺自的 ) 香港人。
六、七十年代的文學、政治、社會、學生運動，為八定年代的香港民主化運動，提供了一個基礎。這個基礎是薄弱的，但 卻是唯一的，近乎壟斷了十多年轉型期的政治市場。左派則自成一國，脫離了香港幾十年的社會轉變大方向 ( 有些是他們啟動或參與的 ) ，葉公好龍，真正的政治轉型時，他們受中方組織的限制及個人意識的局限，竟站在反對面，放棄了他們有份拓墾的香港新社會。九十年代，左派才被迫從頭學習 「香港新社會的新政治」，肯定民主化，、參加政治遊戲。過去十年的政治變化和政黨發展、選舉結果，明顯可以追溯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學、政治、社會、學生運動。
作者 : 洪清田